1月17日下午，“新时期辞书学与辞书发展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校党委书记隋广军教授代表学校致辞并发言。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首届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辞书学会原副会长、我校原校长黄建华教授分别做主旨发言。重点发言的校外专家有中国辞书学会原常务理事、广东教育出版社原主编曾大力女士，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卢家明社长，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陶原珂研究员，暨南大学宫齐教授，广东教育出版社工具书部黄倩主任；校内专家有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章宜华教授，中国辞书学会原常务理事马桂琪教授，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心徐海教授，词典学研究中心夏立新教授、田兵教授等。参会者还有来自省社科联、出版社和其他兄弟院校的辞书界同仁，学校科研处赵德强副处长，词典中心的各位老师和部分兼职教授，以及词典中心和文科基地的博士、硕士研究生。

词典中心田兵主任主持开幕式

田兵主任首先介绍了本次研讨会主办单位：中国辞书学会；承办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介绍会议议程分两个阶段，开幕式阶段和专题研讨阶段，分别由词典中心田兵主任和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章宜华教授主持。

隋广军书记代表学校致欢迎辞并发言

隋广军书记致欢迎辞，感谢辞书学界的专家莅临广外，在辞书学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同谋新时期辞书学的发展。在求学生涯的初始阶段，我们都离不开《新华字典》这样的辞书，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同样离不开各式各样的专业辞书。对辞书界的前辈和后起之秀，我们都由衷地表示钦佩。

隋广军书记致欢迎辞并发言

隋书记从学校的发展历史讲起，继而谈到学校的科研发展和词典学研究的发展。从建校开始，广外的科研就一直秉持务实、质朴的传统，也形成了求真知、育良才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规范。在建校初期，广外就聚集了一批对词典学有兴趣、有潜质的青年才俊。在广外的历史上，陈楚祥、黄建华、马桂琪等老一辈辞书学者，在俄、法、德等语种的辞书编纂和辞书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可谓功勋卓著。老校长黄建华教授，数十年如以一日勤耕不辍。在过去的十数年间，每当我周末或节假日有事情到学校加班经过他的工作室时，总是见他在里面埋首词海，在编纂和打磨词条。黄建华教授退休后，十六年皓首穷经，编纂出《汉法大词典》，填补了我国辞书编纂的一项空白。2014年出版后赢得业内的广泛好评，2018年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黄建华教授为代表一批老教授、老专家，为我们树立一个个生动的人生榜样和学术楷模，为我们学校的精神和气质培养，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目前我校正参与国家级重大辞书项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修订，负责辞书学分支的条目。同时，还在主持制定双语词典学的行业规范。

我们还积极推进词典学研究的国际化。1997年牵头成立了亚洲辞书学会，2017年学会回到广外举办第十一届年会，庆祝亚洲辞书学会成立20周年。上个月，我去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大学，现在叫乌拉尔联邦大学，参加孔子学院建院十周年庆典，中方院长何家宁教授，也是中心词典学的博士，工作做得很出色，为我校与该校进一步加强合作，融入“丝绸之路”建设，乃至为广东省的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合作契机。

广外的词典学研究有着一个实力很强、层次很高的学术团队，目前有四位博导。自2003年以来，在学校的长期大力支持下，词典学研究中心的人才培养、人才引进、科学研究，一直是我校科研发展的一个亮点。最近，我数次引用我国经济领域顶级专家在回答我国经济发展大战略问题时提出的疑问：数据化信息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如此发达，今后还需要学外语吗？一般意义上的学外语可能不需要，但是有内涵的、传播文化的外语人才，有积淀的、高精尖外语人才，仍将是不可或缺的。词典编纂也面临同样的疑问和挑战，需要我们广外词典人做出自己的解答、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

 

隋书记向大家拜年 预祝辞书事业蒸蒸日上

在这个时候，中国辞书学会在我校举办“新时期辞书学和辞书发展研讨会”，探讨辞书学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对于我国下一步词典学人才的培养、词典学学科的建设，对于解决词典学发展的重大问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此辞旧迎新之际，预祝词典界老专家身体健康，词典学研究中心事业越来越兴旺。

李宇明会长致辞并发言

李宇明会长讲，我先纠正一下，这次研讨会不是辞书学会一家主办的，应该是辞书学会和这里的词典中心联合主办的。辞书学会的各项活动和辞书学会的未来发展，离不开全国各个研究中心、各位辞书学专家、各家辞书出版社的鼎立支持。

 

李宇明会长致辞并发言

李会长讲，自己是“稀里糊涂”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被推上了辞书学会会长的位置，虽然添列《全球华语大词典》主编，但自己曾经有过声明，陆俭明先生可以作证，自己是“一不主、二不编”的主编。主要是几位学术大顾问、各个分项主持人在发挥作用。陆俭明老先生作为顾问曾积极推动这一词典新品种的问世，这是大家十数年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次来到广东，借广外这块风水宝地，与辞书界的各位专家、学者、同仁一起座谈，探讨我国辞书学和辞书事业的发展，感到十分欣喜和庆幸。

我们辞书面临的形势，表面看很繁荣，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在北京先后有《大百科全书》和《现代汉语词典》的纪念研讨。这些词典代表了我们国家很好的一种经验：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可以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办得非常好。但是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能否继续这样来办大事？若是没有国家的支持，不能再用过去制造原子弹、氢弹的办法来打造辞书，我们又该怎么办？过去的这些办法和经验是西方学不会的，但是未来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现在，辞书编纂以及广大词典使用者的习惯和偏好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是检索方式的改变。过去我们有了问题，首先是请教词典这个“无言的老师”，现在却是首先去翻手机。查阅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只有遇见十分严肃的问题时我们才会诉诸纸质词典。如何面对当前的这种查阅需求现状？这与我们的辞书编纂现状之间存在有多大差距？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请教过一些大辞书出版社的总编和辞书的主编，他们总是说“内容为王”，说百度百科、维基百科提供的信息有些是不可信的。但是问题是，你的内容如果总是上不了网，即便内容再优秀，词典使用者不去查阅，又当如何？

最近我接触了人民出版社新成立的一个单位——人民融媒出版公司。他们出版的一本书，里头什么东西都有，比如除文字外还有语音和图像，还与网络链接，还能与读者互动。例如一部《红楼梦》，就可以做到融众多不同版本于一身：普通读者可以读，研究者也可以读，不同的人群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版本。这方面，下一步还会有更多更大的发展。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

 

隋书记刚才说到近来总理很关心：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外语院校该怎么办？这个问题问得好，也问得很及时。我们北语，也算是个外语院校——教外国人学汉语。我们也在思考现在的这种办学形式究竟还能够维持多长时间？目前的这种外语教学方式，究竟给我们这类院校还留有多少时间，让我们用来反应、用来提高？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是真正让你能够思考：人类为什么要学外语？人类怎么学外语？机器究竟能不能代替人类？能够代替到什么程度？我们外语教学该怎么改革，怎么发展？现在外语教学风声很紧——好几所大学都开始把外语系合并了，把英语系并了（指与公共英语）。也都在说英语系的毕业生就业变得困难了。我们的对外汉语教育专业，也正面临同样的困惑，我们也在思考。

当然，这不局限于外语教学，辞书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各行各业都需要直面这个问题。美国一家咨询公司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有一亿人需要换岗、转专业，美国是我们的一半。这么多的人需要换工作，改换行业，不改换就要面临失业。这对我国的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考验是很严峻的。我们的辞书业，如何在可预见的未来适应这种变化，这种从纸质词典到在网络上有一席之地的转变？如何才能够做到内容得到保护，上网造成的问题又能得到解决？我认为，这是辞书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我们辞书出版业掌门人、社科联的同志也都在，正好讨论这些问题。在国外，有好些出版社已经多年不再出版纸质词典了。我们却还没有一部词典敢于声称不再出纸质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在规划阶段曾说只推出网络版，但现在尚未完工。从总体来看，我们的辞书业发展还是不错的，有了一些很重要的出版社在出辞书，并且也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好辞书。

辞书学，较之辞书业，发展状况愈加不理想。全国范围内，辞书学的研究有广外的词典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的双语词典中心，还有其它一些研究辞书学的，有些老专家也已经过世，比如鲁东大学的张志毅教授。我问过辞书出版社，他们也确实需要词典人才，但是对于需要什么样的辞书人才，不清楚；什么人适合编辞书，也不知道。我觉得目前的现实状况是，我们国家的几个辞书学研究机构没有真正起到支撑起我国辞书事业发展这样一个作用，达到这样一个高度。我们的辞书学还没有进入大学的课程，比如术语学也一样没有进入。我们来到广东，改革开放的前沿，来到广外，辞书研究的重要根据地，探讨辞书学的发展，讨论辞书事业的发展，讨论辞书学会的发展，是非常之合适的。利用今天这个机会，跟广东辞书界、辞书出版界的朋友，一起探讨辞书学、辞书业的发展，辞书学会该怎么办，很有意义。当然，有许多问题也不是辞书学会独自可以办到的。但是，既然有辞书学会，我们也还是要发挥其作用的。

前几天，在广州召开了辞书学会下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专科辞典专业委员会的年会。辞书学会下设有七八个专门委员会，也有一些专业培训活动，还联系着一些辞书的出版机构。我想，辞书学会如果能够跟高校很好地结合，跟出版社结合，跟一些优秀的辞书学者结合，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我们这次来广州就是来请教的，包括宜华教授，他是我们辞书学会的老副会长，也是学术委员会的主任，我们一起来向各位专家求教。我听说陆俭明先生也过来广外参加会议，也因为语言学和辞书学关系密切不分家，也就邀请他一同过来一起研讨。还有黄建华老先生，马桂琪老先生，他们能到场参加研讨，让我非常感动。隋书记百忙中抽时间来参加研讨会，脱稿发言，讲述了广外对辞书事业发展的长期支持，同样让我十分感动，钦佩其胸襟。

今天到会的各位专家，我也希望能够都发言，开诚布公地就辞书学、辞书出版，辞书事业的发展，畅所欲言，我们将汇总大家的意见，当然我们也在以其它方式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整理之后将形成这一届辞书学会的工作要点，向有关部门汇报反映。感谢大家拨冗参加这次研讨会。

辞书学会章宜华副会长主持第二阶段的专题研讨

章宜华教授首先再次点明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就是在新时期在数字经济时代，在大数据时代，我们的辞书该如何编纂，辞书学该怎么发展？辞书事业该朝向哪里发展？为了讨论有一个指向性，先简要介绍了辞书学会的职能和业务范围：理论研究、学术交流、编辑书刊、业务培训、国际交流、咨询服务。

 

中国辞书学会章宜华副会长主持并发言

陆俭明教授：我本人也与词典有着一定的关系，早在1959年参编《汉语成语小词典》，虽生于大跃进时代，却是扎扎实实的一部词典。这是一部用白话注释、白话举例的服务学生使用的汉语成语词典。截至目前销售量超过一亿多册。当时我是北大中文系五九级的学生，语言学专业的十八位同学，合力编纂了这部小词典。首先是调研，结果发现当时还没有于是利用现有词典来确定词目，发动大家找例句（众筹方式），最后确定收词量为三千条。请魏建功、周祖谟两位先生把关审阅。当时工作搞得非常严谨——三人一组，组内编词条，互相校订、讨论通过；在年级层面，还成立有三人审定小组，只有这个小组通过后，才能送交魏建功、周祖谟先生审阅，也采用同样的办法，修改好的，可以通过，不合格就返工，打回重编。奋战六个星期，完成这部小词典，先由中华书局出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革前，我们国家仅有两部汉语词典，一个是《新华字典》，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汉语成语小词典》。现仍在印刷使用。

 

陆俭明教授发言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我和夫人）也被邀请参加审定一些词典，例如商务印书馆编纂的系列化的中小学用的辞书。他们编好了，基本上定稿了，然后请我们看。为什么要我们来看？先前就有一些辞书请我们来看，我们看的时候，要针对一条一条的都提出十分具体详细的审校和修改意见，例句不行，我们给它提供例句，不是笼统地说几句话。他们感觉我们提的意见都很积极的。后来又参加宇明主编的《全球华语大词典》，我是作为学术顾问，还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周清海教授和华中师大的邢福义教授，跟我，我们三人做顾问。

我现在想说的是，辞书是任何人都离不开的。基于我个人的感受，我们现在特别需要一部面向外国汉语学习者需要的现代汉语用法词典。重点在于区别与母语者的不同（外国人在用法上容易出错的地方）——外国人学汉语是汉语老师怎么教他就怎么用，学了就用。陆先生举出了生活中的实例，说明《现汉》等服务于母语者的词典，不能满足外国人的实际需要，甚至会起到误导的结果。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释义中缺少语用辨析的成分。

陆先生的建议有两条。第一，商务印书馆有一些刊物，能不能都单独设立栏目，专门讨论词语的释义问题。这里举例的这种词典，为什么这些年来都没有人来编纂？就是我们的评价体制出了问题，评职称不算，谁有这个积极性？我们可以先编纂出二百条或五十个样条，真正把这个用法讲清楚了。第二，词典编纂，释义是灵魂，其中以词释词是最大问题：母语者一般没有问题，但对于外国人问题就大了。词典的修订无止境。

黄建华教授：结合自己主编《汉法大词典》经历，以及多年的观察思考，认为我国当前辞书编纂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辞书工作和辞书成果的评价问题。诚然由于辞书界和辞书人自身的原因，粗制滥造了一些不合格的，甚至伪劣辞书，给辞书事业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但是总体上我国的辞书事业还是比较繁荣的。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对辞书的不重视，加上成果不被高校科研成果评价所认可，致使优秀青年学子不被吸引到这个行业，这项事业。我们因该上升到“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的高度，来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重视辞书事业。在150年前的法国，词典学家埃米尔·李特雷 (émile Littré) 编纂《法语词典》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aise, 1863–72)，获得法国社会和学界广泛认可，被推举为仅有四十名限额的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我国对辞书认知状况，令人堪忧。

 

黄建华教授在发言

  

与会专家在研讨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辞书学会的理论研究、学术交流、编辑出版、业务培训、国际交流、咨询服务等展开研讨。专家们结合自身专业和实践经验积极发言，针对辞书事业发展的实际，既谈到新时期技术突破性变革带来的辞书使用的剧变对辞书编纂技术和模式的真切挑战，也论及政策及人才对辞书事业发展制约的现实困境。